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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境外投資研究之四：

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優勢和存在的問題

楊凱越

編者按：根據商務部2023年10月發布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截至202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7548.1億美元，當年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達1631.2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22年底，中國2.9萬家境內投資者共設立境外企業4.66萬家，分布在全球190個國家（地區），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8.4萬億美元。隨著“雙循環”戰略、“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實施，對企業境外投資開展系統研究，探索如何更高質量地開展境外投資，成為當前一項重要和緊迫的任務。本公眾號將企業境外投資研究成果以系列文章的形式陸續刊發，本文是研究報告的第四部分，供業界同仁參考。

一、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優勢

（一）產業競爭力提高

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我國產業的供給優勢明顯，特別是在制造業等領域，積累了先進技術、產業資本、優秀人才，企業自身的經營水平、創新能力也大幅提升，中高端產品供給能力持續增強，國際市場份額進一步提高，中高端裝備制造業成功帶動技術、服務、品牌和標準“走出去”，海外收入對企業盈利的支撐愈發顯著。通過挖掘海外的“需求”，提供“中國制造”的高質量“供給”，給我國企業帶來不少投資機會。

1.航空航天裝備

北斗導航系統、通信衛星、遙感衛星等航空航天裝備對外輸出取得新突破，巴基斯坦遙感衛星一號、亞太6C通信衛星、委內瑞拉遙感衛星二號均已成功發射進入預定軌道^[1]，“北斗外交”和衛星出口品牌樹立，截至2022年8月，累計整星出口數量達到14顆，為15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實施23次國際商業發射服務。

2.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

根據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2023年船舶工業經濟運行分析》數據，2023年，全國造船完工量4232萬載重噸，同比增長11.8%；新接訂單量7120萬載重噸，同比增長56.4%。12月底，手持訂單量13939萬載重噸，同比增長32.0%。全國完工出口船3453萬載重噸，同比增長12.6%；承接出口船訂單量6651萬載重噸，同比增長64.1%；12月底，手持出口船訂單量13015萬載重噸，同比增長36.7%。出口船舶分別占全國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的81.6%、93.4%和93.4%。2023年，我國船舶產品出口金額318.7億美元，同比增長21.4%。我國船舶產品出口到191個國家和地區，向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出口船舶金額分別為177.3億美元、29.0億美元和28.4億美元。

3.工程機械

日漸成熟的中國工程機械企業，如徐工、三一、柳工、中聯重科等企業積極開展全球布局，品牌實力不斷增強，贏得了廣闊的國際市場。根據海關總署和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數據，2023年我國工程機械進出口貿易額為485.52億美元，同比增長9.59%，相比2018年的235.8億美元，增長達105.9%，產品出口至200多個國家，工程機械高新設備出口呈現顯著增長。

（二）獲取關鍵核心技術能力不斷增強

我國一批有實力的企業采取“引進來、走出去”多種方式，圍繞先進材料、智能制造、綠色發展、傳統技術改造等，開展一系列深度國際技術合作，部分企業還通過在發達國家投資建設生產項目，設立研發中心，收購先進企業等方式，吸引當地高水平專業技術人才，增強了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例如，與俄羅斯合作推動北斗/格洛納斯衛星導航系統研發，中俄寬體客機項目政府間合作協議正式生效等。

（三）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地位穩步提升

優勢行業加快從加工制造環節為主向合作研發、聯合設計、市場營銷、品牌培育等產業鏈高端環節延伸。中資跨國企業在境內外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市場營銷網絡，在全球建立倉儲物流銷售公司，通過布局消費終端市場，依托合作國豐富的原材料、終端市場等優勢，帶動國內相關成套裝備出口，將大部分國內所缺的資源性產品返銷國內，服務于國內外兩個市場，實現了資源的全球化有效配置。在軌道交通、能源、化工石化、冶金、制糖等多領域提供自動化業務，產品遍及世界五大洲。在汽車制造業領域，頭部企業在日本、德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家擁有研發分支機構，在全球20多個國家設有散件組裝工廠。在電子通信領域，一批骨干企業不斷開拓海外市場，基于北斗通信技術的空間信息技術在巴基斯坦、伊朗等國家初步落地。在能源資源領域，一批大型國企和民企在亞洲、非洲、大洋洲多國開展油氣、電力、太陽能、風電、污水處理等領域合作。

（四）工程承包向“投建營”一體化方向發展

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從最初的土建施工向工程總承包、項目融資、設計咨詢、運營維護管理等高附加值領域拓展^[2]，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效益和品牌影響力，并發展成為工程承包、投資并購、境外園區等多種形式并舉。

（五）標準品牌國際化實現重大跨越

中國標準國際化取得新突破，技術創新國際合作蓬勃發展，知識產權國際合作深入拓展。通過自主創新，我國自主品牌國際化實現重大跨越，一批擁有核心技術的中資跨國公司發展壯大。高鐵、汽車、航空航天和工程機械等行業企業自主品牌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投資領域從以資源能源和加工制造為主，向合作研發、聯合設計、品牌培育等高端環節邁進。通過積極參與多領域國際標準制定工作，我國已在電力、通信、軌道裝備、船舶制造等多個行業實現了從“制造輸出”向“標準輸出”的躍升，越來越多的境外基礎設施項目開始采用中國標準^[3]。中國通信企業積極參與5G國際標準制定，汽車整車、零部件、電子、互聯網等多個行業共同參與國際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標準體系建設^[4]。

（六）金融服務支撐力度不斷增強

近年來國內金融支撐政策不斷完善，金融機構加大對企業開展國際合作的資金支持力度，有力推動境外投資活動。一方面財政部積極鼓勵政策性銀行加大對國際產能合作的信貸支持力度。另一方面2022年1月，人民銀行、外匯局聯合發布《關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外貸款業務有關事宜的通知》（銀發〔2022〕27號），積極支持境內銀行開展境外貸款業務。以“一帶一路”合作為例，國家開發銀行設立“一帶一路”專項貸款，截至2023年9月末，已累計支持了1300多個“一帶一路”項目，實現合同簽約5333億元等值人民幣，累計發放貸款4915億元等值人民幣；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截至2023年底，累計支持中國企業面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出口投資超過2萬億美元，出具保單超過5700張，支付賠款超過105億美元；截至2023年6月末，13家中資銀行在50個共建國家設立了145家一級機構，6家中資保險機構在8個共建國家設立了15家境外分支機構。隨著金融服務的持續深入，成功推動了一批重大項目落地實施，為當地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提高生產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存在問題

（一）企業經營管理綜合能力有待提升

1.缺乏合規文化和合規意識。部分企業開展境外投資項目較為盲目，對當地市場不熟悉，缺乏合規文化和合規意識，不了解國際市場規則，無法對國際市場風險進行客觀評估，在盲目決策之下很容易因觸犯合規紅線而導致違規。此外，市場準入制度、投資政策等適用法律的變化也可能引發合同糾紛、勞務糾紛、知識產權等糾紛，從而可能造成投資項目中斷^[5]。

2.同質化競爭、惡性競爭現象嚴重。部分企業在境外扎堆中低端產業鏈，主要靠價格競爭和融資競爭來贏得海外市場，容易引發惡性競爭，影響“中國制造”“中國產品”的聲譽和口碑。部分企業在亞洲、非洲部分國家扎堆投資興建項目，導致在某些地區出現了互相壓價、供過于求等現象。部分企業在能源資源項目中出現激烈競價現象，抬高了成交價格。

3.在國際規則、國際標準領域的話語權有待提升。在標準領域，行業核心標準大多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行業標準受制于人，國家之間標準化互換互認和標準比對工作耗時耗力，影響跨國合作規模和效率。盡管我國已經成為對外工程承包第一大國，但所建項目主要還是采用歐美發達國家的技術規范和標準^[6]，我國行業標準的國際認可度較低，削弱了我國企業綜合競爭力。

（二）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缺乏有效監管

近年來，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部署和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積極推行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放、管、服”改革，深入推進境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并形成一系列好的做法和經驗。但在“放管結合”環節，如何在“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過渡的過程中，找到新的監管抓手、形成一套體系化的事中事后監管方案，仍存在一些問題^[7]，有待進一步探索。

1.監管機制不完善。政府部門的審批、巡查仍是對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的主要方式，對于自發性的組織包括境內外的行業協會、企業商會等資源利用不足、發揮作用有限。駐外使領館相關協同職能和水平有待提升。

2.監管方式待創新。具有境外投資的大數據監管理念但尚缺落實；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國資委、商務部等跨部門整合境外投資數據難度較大，建立統一平臺協同監管有難度；對境外投資相關數據信息的安全處理技術有待探索；對境外投資風險預警的機制仍待完善。

3.法制保障不健全。針對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法律體系仍不完善，境外企業的有關違法經營行為的法律規定及相關處置存在模糊地帶，事中事后監管機制有待建設。

（三）政策支持和綜合服務體系不健全

我國尚未建立完善的企業境外投資政策支持體系、綜合服務體系以及海外利益保護體系。

1.缺乏協同配合。中央和地方之間、各有關部門之間、政府和企業、行業協會之間、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協同配合仍有待加強。在政策對接、信息溝通、平臺搭建方面仍未形成工作合力，各部門各自為戰的情況較多，缺乏部門協調；各部門在制定支持政策時協調不足，導致效果大打折扣。部門間在政策協調和數據共享上存在不足，財政、稅收、貨幣金融、對外投資、引進外資、對外援助等政策“碎片化”現象突出，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作用受限。支持政策難以精準對應企業經營的痛點和難點，影響相關規劃和指引的落地。

2.缺乏務實有效信息服務平臺。我國外交部、使領館、工商聯等政府部門和組織機構已定期發布各類預警信息、優惠政策、商務資訊，但信息多為一般性介紹，對當地的技術、勞工、稅收、標準、土地等法律和政策未有系統整合和深度挖掘。相關機構發布的信息及時性、共享性、針對性、精準性不足，難以滿足企業實際需求，一方面企業難以獲得有價值的政策、項目等信息，導致企業不得不選擇外國服務機構，承擔高昂的成本，另一方面信息的匱乏，導致有關部門也難以形成對企業的有力支持和正確引導。

3.境外專業咨詢服務能力不足。企業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咨詢、會計、法律等相關服務機構缺乏，我國本土專業服務機構跨境服務能力嚴重滯后。中介機構海外分支偏少，外交、商事、信息等境外服務供給有限，無法滿足企業海外投資過程中的法律、稅務咨詢等需求^[8]，更無法在企業遭遇風險時代表企業利益與當地政府和利益攸關方溝通。

（四）境外風險防范與保護體系待完善

境外風險識別和防控體系亟需建立。目標國匯兌、融資、施工、價格等政策變動對我國境外企業項目影響較大，政局動蕩、武裝沖突、恐怖主義、示威罷工更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令我國企業和員工安全受到威脅，給企業經營造成重大損失。隨著對外合作國政局動蕩、政策變動等風險逐步凸顯，我國在海外安保、國際仲裁等方面經驗尚欠缺^[8]，風險防控和應對能力都有待加強。

1.海外安保能力和執法力量存在短板。目前統籌國內安保服務企業境外投資工作機制和國內外執法部門協同指揮體系尚未建立，海外執法力量存在短板，對多數地區的安全事務影響力不足，我海外利益保護的力量布局和總量難以對我海外企業形成有效防護。

2.風險識別和防范能力有待加強。境外風險把控措施總體較為單一，投資主體的審慎研判和風險防控能力，以及政府部門的預警監測和應急處置能力都有待增強。特別是部分企業重經濟利益、輕安全防護，重市場資源、輕風險挑戰，對突發風險的處置和投資退出機制預案準備不善，無法應對突發性公共事件。

3.涉外仲裁能力有待提升。我國參與國際仲裁時間較晚、經驗不足、人才缺乏，有關國際仲裁規則制訂方面話語權較弱，仲裁機構的國際化水準有待提高。

（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非常突出

我國金融機構海外布局尚處于起步階段，與快速壯大的 “一帶一路”建設等境外投資規模難以匹配，且融資方式滯后于企業多元化需求，我國企業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較為突出^[9-10]。

1.金融機構境外布點難以支撐企業需求。金融機構長期受利率、匯率、資本項目等管制因素影響，開放程度偏低，境外布點有限，較難跟上企業發展步伐^[11]。金融行業自身的“走出去”以大型商業銀行為主，大多分布在金融市場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與我國企業開展“一帶一路”建設等的進程和區位選擇不匹配。

2.金融服務創新性不足。銀行融資成本高、股權基金門檻高、離岸金融服務難^[11]。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業務種類不足，承保對象、承保范圍、保險金額都非常有限，難以覆蓋民企海外投資風險。

3.融資渠道相對單一。當前企業開展境外投資主要依賴銀行渠道，僅有部分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海外股權、債權融資。總體而言，境內金融機構支持中資機構“走出去”的手段仍然相對匱乏，這一情況在內保外貸收緊后尤其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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