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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境外投資研究之一：

全球與我國境外投資現狀

楊凱越

編者按：根據商務部2023年10月發布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截至202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7548.1億美元，當年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達1631.2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22年底，中國2.9萬家境內投資者共設立境外企業4.66萬家，分布在全球190個國家（地區），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8.4萬億美元。隨著“雙循環”戰略、“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實施，對企業境外投資開展系統研究，探索如何更高質量地開展境外投資，成為當前一項重要和緊迫的任務。本公眾號將企業境外投資研究成果以系列文章的形式陸續刊發，本文是研究報告的第一部分，供業界同仁參考。

一、全球境外投資情況

（一）全球境外投資規模情況

全球增長的近四分之三得益于發達國家的增長，2021年，發達國家的外資流入量達到7460億美元，是2020年的兩倍多；發達國家開展境外投資的規模則達到1.3萬億美元，這一增長主要得益于高水平并購交易和再投資收益。2021年留存收益高是跨國企業利潤創紀錄的結果。最大的5000家跨國企業的盈利能力翻了一番，占到銷售額的8%以上。盡管利潤很高，但跨國企業對海外新生產性資產的投資意愿依然不強。雖然2021年以基礎設施為導向的國際項目融資增長了68%，跨境并購增長了43%，但綠地投資數量僅增長11%，仍比疫情前水平低五分之一。宣布的綠地投資總價值上升了15%，達到6590億美元，但在發展中國家保持不變，仍為2590億美元，停滯在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這一問題令人關切，因為工業新投資對于經濟增長和發展前景至關重要。

（二）全球境外投資環境情況

全球境外投資環境在2022年發生巨大變化。除了疫情揮之不去的影響，烏克蘭危機正導致世界上許多國家面臨糧食、燃料和金融三重危機。由此造成的投資者不確定性可能會給全球境外投資帶來巨大的下行壓力。

1.世界經濟持續長周期低迷，單邊主義和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持續蔓延

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在2019年底全球新冠疫情暴發后，全球原有運行秩序和競合邏輯醞釀巨變，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據世界銀行數據，2001年-2008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為3.38%，2009年-2019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為2.75%，2020年世界經濟增速為-3.1%，2021年世界經濟增速為6%[1]，2022年世界經濟增速為3.1%。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23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由于2022年烏克蘭危機及相關制裁措施所引發的糧食和能源危機、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負面沖擊等，導致世界經濟遭受重創；《2024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中則預測，中東沖突的進一步升級可能會擾亂能源市場，并在全世界范圍內重新產生通貨膨脹壓力。主要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可能在更長時間內保持較高的利率，借貸成本上升和信貸條件收緊的前景將長期存在。金融條件緊縮，加上地緣政治分裂的風險不斷增加，給全球貿易和工業生產帶來了越來越大的風險。在風險和不確定性揮之不去的背景下，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預計將從2023年的2.7%放緩至2024年的2.4%。預計2025年增長率將溫和改善至2.7%，但仍將低于疫情前3.0%的趨勢增長率。根據世行2024年《全球經濟展望》[2]報告，2023年世界經濟增速預計為2.6%，2024年為2.4%，2025年為2.7%，和前述聯合國對全球經濟展望的預測基本一致。整體而言，全球經濟未來的恢復之路道阻且長。經濟低速增長，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現疲軟的狀況：投資減少、消費緊縮、出口減弱。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3]

圖1 世界銀行關于全球經濟增速數據

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發達國家投資審查趨嚴的背景下，全球境外投資活動也趨于減少。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2019年-2023年《世界投資報告》，2018年-202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分別為1.3、1.5、1、1.58萬億美元，202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下降12%，為1.3萬億美元。盡管202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規模有所回升，但由于烏克蘭危機等負面沖擊，2022年-2023年在世界經濟增速減緩的前提下，亦難以持續維持復蘇的態勢，仍在較低水平上徘徊。而全球產業鏈則進入自我強化的過程，即產業鏈本身在向頭部和區域集中，資金向部分區域集中，制造業回流發達經濟體等，對全球化經濟發展和投資環境產生很大影響。

2.發達國家相繼出臺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

全球貿易、投資、競爭、創新已經和全球治理規則形成強烈的互動關系，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正在隨之轉變，部分發達國家開始嘗試從“競爭與合作”轉向“下好競爭先手棋，并對他國實施封鎖”的新模式，這促使各國政策制定者進一步重視產業投資政策的作用，作為平衡其自身在全球治理規則中所處地位的重要手段。“碎片化”“去全球化”“全球化減緩”“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去風險”“脫鉤”“開放戰略自主權”和“新產業政策”等各種新術語充斥當前圍繞國際貿易和投資政策的討論，充分反映了這種變化。

(1)第一階段（2020年-2021年）

2020年疫情發生后，一些地區和國家相繼頒布了保護本國產業和市場的政策，收緊對外資安全的審查，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外國企業投資和本國對外投資，旨在推動制造業和供應鏈回流。

歐盟2020年3月緊急發布了《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和資本自由流動、保護歐盟戰略性資產收購指南》（簡稱《指南》），針對在疫情影響下，可能出現的他國企業對歐盟戰略性資產的收購加以限制。之后，對所有成員國具有直接效力的《歐盟外資審查條例》于2020年10月11日正式實施。《指南》要求歐盟及成員國加強關于醫療衛生、生物技術、基礎設施、關鍵技術等領域的外資安全審查措施。

西班牙于2020年3月18日發布第8/2020號皇家法令，中止第19/2003號法令規定的外商投資自由化制度，規定所有來自歐盟以外的外國投資者收購“影響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的西班牙公司10%及以上的股份或者取得有效控制權，都需要獲得西班牙政府的事先審批。

意大利于2020年4月6日批準在戰略領域擴大特別權力的計劃，要求在戰略領域的外國投資必須獲得事前批準。該計劃適用于收購股份超過10%、且收購金額超過100萬歐元的外商直接投資；其他歐盟成員國的實體如收購意大利企業也需要接受審查。

法國于2020年4月29日發布應對COVID-19的外國投資審查制度修正案，擴展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將生物技術長期列入受審查的關鍵領域，將外資收購的審查門檻由上市公司控制權比例25%臨時降為10%。新政策適用于來自非歐盟或非歐洲經濟區的投資者。

德國于2020年5月20日發布《對外貿易條例》修正案，規定在開發、制造或生產用于治療高度傳染性疾病的疫苗、藥品、醫療防護設備和其他醫療用品的領域，外國投資者收購德國公司10%及以上的股份，需要得到政府事先批準。

除歐盟外，美國于2020年4月4日發布總統行政命令宣布成立通信服務業外國參與審查委員會，加強電信行業的外國投資審查，嚴格市場準入，該委員會有權評估電信行業現有和新申請的許可證，向主管機構提出評估意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負責所有外國投資的安全審查。

澳大利亞于2020年3月25日發布外國投資審查框架的臨時變更政策，要求對《1975年外國收購與接管法》項下的所有外國直接投資進行審批，對所有外國公司收購金額的審查門檻從12億澳元降至為零，以使任何外國收購交易都要經過審批，且審查期限從30天延長至60天。

印度于2020年4月17日宣布對所有來自接壤國家的外國投資均須經過事先批準，目的是為了防止新冠疫情背景下對印度公司的趁機收購。加拿大于2020年4月18日發布關于外資審查和COVID-19的政策聲明，強化外國直接投資審查，防止機會主義投資行為，在公共衛生和關鍵產品或服務供應領域，無論外國投資的價值多少、是否為控制性投資，都必須接受嚴格審查。這項新政策將一直實施到經濟從疫情影響中恢復。

日本于2020年5月7日開始實施《外匯和對外貿易法》修正案，要求外國投資者在獲得從事武器、核能、半導體、鐵路和其他領域相關業務的日本上市公司1%或以上的股權之前，必須事先得到政府批準，而之前的審查門檻是10%。

(2)第二階段（2022年-至今）

烏克蘭危機以來，隨著俄羅斯削減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以及能源價格的飛漲，部分國家開始擔憂過于依賴單一國家進口關鍵原料、關鍵能源的模式，并自俄羅斯聯想至中國，“如果它們不得不在一夜之間與中國脫鉤，會發生什么”。部分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認為，為防止這種風險的發生，最好盡快根據自己的條件實施脫鉤[4]。部分國家則進一步謀求重構“去中國化”的國際貿易格局。

以美國為例，其正是基于此邏輯進一步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我國的產業保護政策：

2022年8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芯片和科學法案》，使其正式成為生效法律。該法案旨在為美國半導體的研究和生產提供約520億美元的政府補貼。該法案中有明確的“中國護欄”條款，要求對獲得資金支持的公司投資流向和合作伙伴進行限制，不允許投資“受關注國家”（中國、俄羅斯等）的半導體制造業，不能與“受關注國家”進行聯合研究或對其技術許可。

2022年8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總價值7400億美元的《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也稱H.R.5376法案）。該法案向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車企業提供100億美元的稅收減免，用于支持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制造。同時，該法案規定使用“外國敏感實體”（包括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朗）電池的新能源汽車將無法獲得補貼，要求享受優惠政策的新能源制造企業40%的原料和組裝環節僅限于來自美國及與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5]。

2024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發布“實施額外出口管制”的新規措施，修訂了BIS于2022年、2023年制定的兩次出口限制新規，全面限制英偉達、AMD以及更多更先進AI芯片和半導體設備向中國銷售。

2024年4月11日，BIS則再次發布“實體清單”，截至2024年4月，BIS涉華“實體清單”共發布37次，其中2018年2次、2019年5次、2020年7次、2021年6次、2022年2次、2023年12次、2024年3次。“實體清單”共涉及中國科研機構（研究/院/中心）117家、人員16名、高校9所、國家機關19個，相關企業617家。領域涵蓋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等。

3.發達國家對我國國有企業和利用國有資金的企業進入嚴格規制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出于保護內部市場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的，對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背景甚至利用國有銀行資金的企業進入設置障礙。歐盟委員會在2020年6月17日出臺的《針對外國補貼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的白皮書》中稱：歐盟內部市場要確保所有經營者、消費者都能夠從歐盟經濟的規模和商業機會中受益，因此要嚴格審查政府補貼。白皮書明確地闡述了歐盟對于受到中國及其他外國政府支持（包括政策支持、政府補貼等）的企業收購歐洲企業，可能存在不公平競爭、擾亂歐盟市場的，將采取措施對相關交易予以限制甚至禁止，使得我國中央企業今后在歐洲的并購可能更難開展，而我國產品進入歐盟市場也將面臨更多更嚴格的審查，例如，我國企業投資收購歐盟企業或投標工程項目，從國有銀行獲得的投資貸款或政策支持，將成為歐盟外資安全審查和反補貼審查的重點。

即便是在發展中國家市場，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抵制圍堵和長臂管轄也將進一步增強。中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面臨的國家安全、勞工、匯率、環境等限制或壁壘可能進一步提高，中國企業境外先進技術收購和向境內生產轉移面臨較大阻力，也會進一步加大國際投資合作中的風險。

4.“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營商環境有所惡化

受地緣政治、部分國家國內經濟政治因素以及國際社會抹黑“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論”“新殖民主義”等錯誤輿論的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營商環境有所惡化，企業海外經營風險有所上升。尤其是部分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逆全球化、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思潮盛行，少數國家通過不利于外國企業的法律，使中資企業在相關國家的經營風險顯著上升。一些沿線國家國內政治動蕩或政權更迭頻繁，導致一些國家對外商政策的穩定性較差，導致營商環境出現較大不確定性，使中資企業在相關國家的投資和經營陷于不利境地。一些國家的法律與規則不符合國際規范，存在對外資過度規制與內資過度保護的現象。甚至一些國家由于對我國存在一定的偏見，有針對我國企業進行選擇性執法的情況。尤其在2020年-2022年全球疫情影響下，許多國家出臺嚴格的出入境管制措施，中方派員赴國外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技術交流、人才引進、園區考察、海外合作伙伴及供應商拜訪等方面受阻。海外企業項目推進及獲得新項目的難度加大。“一帶一路”合作項目已經出現放緩停工、成本上升、債務違約、資金鏈斷裂等問題。貿易、投資和產業合作是金融貨幣合作的動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營商環境惡化，使得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加大、動力不足，對跨境金融服務的需求減弱，企業交投活躍程度下降必然影響人民幣國際業務拓展。我國金融機構處于風險因素的考量，“走出去”步伐也會受到沿線國家營商環境的影響，有些金融機構減少了駐外機構數量。

二、我國境外投資情況

（一）我國境外投資規模情況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數據，我國境外投資流量在2016年達到巔峰值1961.5億美元，此后呈下降趨勢。但盡管規模絕對值有所下降，我國境外投資規模仍位居世界前列。根據商務部2024年1月數據，2023年我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10418.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7%（以美元計為1478.5億美元，增長0.9%）。其中，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5個國家和地區的791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9169.9億元人民幣,增長16.7%(以美元計為1301.3億美元，增長11.4%)。根據商務部2023年10月發布的《202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統計數據，截至202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7548.1億美元，當年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達1631.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8.8%，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新增股權投資611.3億美元，占37.5%；當期收益再投資803.8億美元，占49.3%；新增債務工具投資216.1億美元，占13.2%。中央企業和單位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549.5億美元，占非金融類流量的39%，比上年下降14.5%。地方企業860.5 億美元，下降1.9%，占61%，較上年提升3.3個百分點。其中，東部地區665.5億美元，占地方投資流量的77.3%，下降7.3%；中部地區 93.8億美元，占10.9%，下降6.5%；西部地區93.5億美元，占10.9%，增長107.3%；東北三省7.7億美元，占0.9%，下降44.1%。浙江、廣東、上海、山東、北京、江蘇、天津、四川、江西、河北列地方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十位，合計678.6億美元，占地方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8.8%。深圳市對外直接投資流量58.4億美元，列計劃單列市之首，占廣東省的50%。截至2022年底，中國2.9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境外共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簡稱境外企業）4.66萬家，分布在全球190個國家（地區），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8.4萬億美元。

表1 世界、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境外直接投資流量（2015-2021） （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UNCTAD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6]和UNCTAD數據庫數據[7]。

（二）我國境外投資的國家戰略和政策

“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雙循環”戰略，三者一起構成我國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的主要宏觀戰略背景，也為我國企業境外投資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1.“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1)“走出去”戰略政策沿革

推動企業“走出去”實現跨國經營是黨和國家的重點關切，早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就提到，要“積極擴大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要“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和全球多邊貿易體系，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

2000年3月的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期間，“走出去”戰略正式提出。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走出去”戰略最終明確，并把它作為四大新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城鎮化戰略、人才戰略和“走出去”戰略)之一。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黨的第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繼續實施‘走出去’戰略……‘走出去’戰略是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是適應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的，有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注入強大動力。”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引進來”和“走出去”進行了進一步闡述。“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地結合起來，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標志著我國“走出去”“引進來”的雙向開放向縱深發展。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2)“走出去”戰略對境外投資的影響

領域上，從以傳統產業為主向新發展空間轉變。世界多國著力推動綠色增長、綠色新政，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國際共識，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深入發展，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加速經濟社會變革，新能源、新基建方興未艾，這些新領域成為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重要方向和重要內容。2021年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出臺《對外投資合作綠色發展工作指引》《數字經濟對外投資合作工作指引》，是指導我國跨國企業開辟綠色、數字合作新空間的第一批指導性文件。

動能上，從發揮比較優勢向發揮雙循環優勢轉變。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對世界經濟的帶動作用不斷提升，對外投資合作將更加注重與國內外貿易緊密融合，在全球范圍優化資源配置，運用資本力量暢通國際循環，發揮國外市場、產業、資源、技術、資金反哺作用，主動對接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和產業優勢，加強與國內大循環協調聯動，服務于國內發展。

作用上，從帶動產品出口為主向塑造產業鏈供應鏈轉變。全球產業鏈區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趨勢日益明顯，對外投資合作助推我國產業鏈逐步向周邊延伸和外溢，《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生效后，圍繞中國動力的多層次區域產業鏈將逐步成型，我國與各國利益融合進一步加深，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更加明顯。

主體上，從國際市場參與者向建設世界一流企業轉變。企業更加重視國際化、屬地化、綠色化、數字化轉型，加強合規能力和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為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境外投資主體紛紛加速理念變革、技術提升、模式創新和標準制定，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的程度日益加深。

2.“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

(1)“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沿革

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中亞四國期間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東盟期間又首次提出了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2013年12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進一步明確提出：“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上首次正式使用“一帶一路”的提法，并首次對絲綢之路精神和“一帶一路”建設應該堅持的原則作出系統闡述。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戰略規劃》，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黨的十九大把“一帶一路”建設寫入大會報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要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總結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時明確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報告對我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各項戰略任務和重點工作進行了部署，提出要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表明了中國將與國際社會一道，繼續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合作的意愿和承諾，建設一個開放共享的世界，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一帶一路”倡議表現了中國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責任擔當，是中國憑借自身產能、技術和發展模式優勢，想方設法帶動全球經濟發展實施的重要舉措，是中國實施開放發展戰略建設高質量開放型經濟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合作協議，沿線諸國可以享受中國改革發展和經濟建設紅利，并通過建立平等的發展合作伙伴關系推動自身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完善；沿線諸國可以在更大范圍和更高水平開展區域合作，實現多國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全球產業鏈體系的聯系將更加密切，資源配置更加高效。

“一帶一路”倡議是改進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通過其規則化、機制化和制度化建設可以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中發揮積極作用。

(2)“一帶一路”倡議對境外投資的影響

“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合作協議是一種新型的區域經濟合作分工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中國處于核心和樞紐的位置。“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在承包工程方面，2020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地區）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5611份，新簽合同額1414.6億美元，占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總額的55.4%，同比下降8.7%；完成營業額911.2億美元，同比下降7%，占同期總額的58.4%，占比較上年增加1.7個百分點。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截至2021年末，中國境內投資者在“一帶一路”沿線設立境外企業超過1.1萬家，涉及國民經濟18個行業大類，當年實現直接投資241.5億美元，同比增長7.1%，較2012年翻一番，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13.5%。截至2021年末，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為2138.4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7.7%。在并購方面，2021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并購規模達到62.3億美元，同比增長97.8%，占并購總額19.6%，涉及實施并購項目92起。其中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越南、哈薩克斯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埃及、土耳其吸引中國企業并購投資均超過3億美元[8]。

3.“雙循環”戰略的實施

(1)“雙循環”戰略的提出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形成經濟發展的雙循環格局，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基礎上，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政策，實現外循環和內循環有機統一，相互促進。面對全球產業鏈體系的重構，有必要通過內循環保持戰略定力和激活經濟發展潛力，這要求進一步擴大內需，將內循環戰略作為雙循環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根本出發點。

(2)“雙循環”戰略對境外投資的影響

更加重視新基建領域投資。通過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并孕育經濟長期發展潛力。尤其是對第五代信息通訊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型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能夠較快地培育新動能，實現技術水平提升并提高生產效率。

更加重視對科技創新領域的投資。“十四五”規劃強調，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全球創新鏈體系是在跨國企業研發和生產活動全球化演進中形成的，跨國公司是全球產業鏈體系的支配者和驅動力量，尖端技術則是全球主要跨國公司支配產業鏈并壟斷市場的主要支撐。在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劇烈變動的大背景下，我國傳統的引進、模仿、吸收、創新的“跟跑”式技術創新路線越來越難以持續，特別是在部分發達國家對我國技術封鎖背景下，尖端技術的可得性越來越低。從企業發展看，統籌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謀求具有全球縱深的戰略性發展空間，掌握關鍵技術對企業發展乃至國家經濟安全有重要意義。隨著中國經濟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中國在全球創新鏈體系中的作用越發突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調研數據顯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貢獻度水平僅1%，而在2021年，中國國際專利申請連續三年位居全球第一位，已經成為全球技術創新的重要驅動力量。

參考文獻

1.GDP Growth (annual%) Data[EB/OL].World Bank,2023-09-16.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2.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EB/OL].世界銀行中文網站,2024-06-06.

https://www.shihang.org/zh/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overview.

3.GDP Growth (annual %) Data[EB/OL].World Bank,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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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皮內洛皮·戈德堡,特里斯坦·里德.全球貿易的威脅與日俱增[EB/OL].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3-06.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fandd/issues/2023/06/growing-threats-to-global-trade-goldberg-reed.

5.李玉梅,陳筱瑜.美國重構國際貿易的圖謀與招數[N].瞭望,2024(5).

6.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EB/OL].UNCTAD,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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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outward flows and stock,annual,2024-06-06.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9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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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211/20221118091910924.pdf.

注：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